养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的养老隐性问题将显性化。解决农村人口养老问题将是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任务。在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三种模式是基本的养老保障方式，而社区养老模式则是一种新的尝试。

历史起源

     消费养老

消费养老是新近崛起的一种养老模式，其核心是消费者在购买企业的产品后，企业应该把消费者的消费视为对企业的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把该企业的利润按一定的比例返还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不仅关心自己所购买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关心购物后所带来的利益。

企业会拥有大量来自消费者的返利而成为资本市场的强者，并且会为养老保险提供一个广阔的巨大资金来源，能在不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逐步为消费者积攒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从而解决许多与养老有关的难题。

以房养老

新京报讯 我国将有规划地试点“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

2013年9月13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近日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以房养老”提出多年未有实质进展

事实上，多年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尝试“以房养老”的模式。2003年，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的孟晓苏将这一理念介绍到了中国。2007年他成立了幸福人寿保险公司并亲自参与这一“倒按揭”产品的研发，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养老

2007年11月，从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传出消息，“以房养老”方案研究和试点工作已取得突破。试点方案暂定名为“以房自助养老”协议，与“倒按揭”模式不同的是，该“以房自助养老”的试点从一开始就变更了房屋的产权人。除了选取一对80多岁的老人家庭做试点外，再无取得进展的消息传出。

2011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北京市鼓励商业保险企业、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建立公益性中介机构以开展“以房养老”试点业务。

去年4月，南京出台《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就提及“以房养老”，这一年多来，南京的以房养老试点业务没有任何进展，相关负责人透露，因为法律制度缺陷，此模式仍停留在政策研讨阶段。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两年前推出过“养老按揭”业务，即老年人本人或法定赡养人可以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养老用途，借款人只需按月偿还利息或部分本金，贷款到期后再一次性偿还剩余本金。不难看出，这一产品与“倒按揭”还是有很大区别。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一业务属于叫好不叫座，几乎没引来什么客户。

70年产权是最大障碍

多名金融界人士认为，房屋产权70年，是“倒按揭”的最大障碍，也是与国外政策环境最大的差异。虽然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已经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并不意味着“无偿”。如果70年产权到期后，抵押房屋要有偿续期，那么续期费用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风险。如果续期费用太高，金融机构很可能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

此外，房价的未来走势，也是金融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指出，未来房价不一定像这几年一样只升不降。即使房价上升确定无疑，但上升幅度会有多大，很难现在就作出准确判断，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将是不小的风险。

老人愿意把房子留给子女

业内人士还指出，中国人传统的把房产等遗产留给子女的做法也是“以房养老”的一大障碍。

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看孩子的张女士，今年64岁。当北青报记者问她是否会选择“以房养老”的模式时，她坚决摇头表示不同意。“我能留给子女的就只有那套房子，怎么能给保险公司呢？”她还认为，如果自己用这种方式养老，别人知道了，会认为子女不孝，自己也会觉得很没面子。

有业内人士认为，素有“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中国老人大部分可能都不会选择这种模式。这种形式应该更适合那些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欧美国家倒按揭之所以流行，与高额的遗产税有很大关系，人们在“以房养老”和“留房给子女但交大笔税金”之间很容易作出选择。[1]

古代养老

汉朝养老

国人一直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有关家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很多，甚至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训成了传家法宝，像严氏和曾氏就是比较著名的。但对老人的赡养似乎逊色得多，既缺乏必要的机制，也缺乏系统的理论。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过亿半，养老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大问题。纵观古今，各朝各代赡养老人的做法差异很大，最好的要算汉代了。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皇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汉高祖诏曰，凡五十岁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带领大家向善的，便可担任“三老”职务，由乡而县，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尽免徭役，每年十月还赐予酒肉。汉文帝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从这个记载来看，汉代的养老敬老，不仅务实，而且还有良好的健康祝愿。

据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咀磨子18号汉墓内出土的一根鸠杖杖端系着的王杖诏书木简，以及1981年在同一地点汉墓中出土的一份西汉王杖诏书令册木简记载，汉朝的养老敬老法规始终一致，没有间断过，而且每隔一段时间皇帝就要诏告天下。

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诏书中明确写道：“高年赐王杖（即前文中的玉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处级干部。那也就是说，汉代的七十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俯，可以与当地的官员平起平坐。

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可见汉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诏书还明确规定，各级官府严禁对高龄老人擅自征召、系拘，也不准辱骂、殴打，违者“应论弃市”。其中记载了汝南地区云阳白水亭长张熬殴辱了受王杖者，还拉他去修道路。这件事影响很大，太守判决不了，廷尉(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也难断决，只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说：“对照诏书，就该弃市。”张熬被判处死刑。今天看来不可思议。

其他朝代

也许是受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金玉良言。

困局根源

覆盖面窄

包括4000多万已退休人员在内，我国上年末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

历史包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养老、退休是由单位和国家包下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那么他们的“养老钱”从何而来？这个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在职职工肩上。

制度缺陷

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现代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但仍要有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从近几年改革的实践看，“统账结合模式”并未真正实现。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基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有些地方甚至在实施中还进一步把“个人交纳为主”改为“全部由个人交纳”。这就使得现阶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鼓励性储蓄，因而也就不可能强制农民参加。而“强制性”一向被视为社会保险的固有属性，没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既难推行，又失去其社会性。

制度上存在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养老

保障覆盖面小，保障水平过低目前全国适龄人口的参保率相当低，覆盖面非常狭窄，使得保险的互济性很差。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到2005年底，全国仅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占全国农民人数的5.8%。在保障水平方面，《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至20元10个档次缴费。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即使农民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2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由于管理是以县为单位，相关的成本只能在县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只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规模不经济就非常明显。另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账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下降。

社会老龄化

我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城镇退休人员将达到7000万人，2020年，将超过1亿人。到203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率将会达到24.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8.5个百分点。全国老龄办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6]分三部分介绍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趋势：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养老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报告》提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综观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第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提前退休

在过去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困难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严重，特别是为安置富余人员，大量职工提前退休，将负担转嫁给养老保险。